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名扬海内外的书画大师，他独树高标的成就来自天分，更来自他的勤奋学习。更难能可贵的是，启功先生买艺术品并不是为了收藏。

1997年12月15日，我陪同启功先生去京广大厦参观瀚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书画拍卖会的预展，展柜中有两个手卷吸引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地请保管员取出来欣赏这两个手卷，一件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作的题记，另一件是画家吴镜汀先生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

他仔细地观赏后，对我说：“看见这两个手卷，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也想起了我的老师。”他当即决定用存在北师大出版社的稿费，买下这两个手卷。

王鸣盛的《窥园图记》是由其本人口述，另由江艮亭用篆字书写的。杨钟义题签，先后有著名学者章炳麟、陈垣、黄节、余嘉锡、杨树达、高步瀛等人的跋语，正是这些跋语引发了先生对久远往事的回忆。

1933年，由于陈垣先生慧眼识才，启功先生得以先后执教于辅仁附中和辅仁大学，能够与在手卷上题跋的几位前辈学者同校共事，因而与这个手卷结缘。当时这个手卷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收藏，启先生因与杨钟义有亲戚关系，曾经应沈先生的要求，代沈先生求杨先生为手卷题签。这样，启先生对手卷非常熟悉，而先生也曾经画过《窥园图》（此图现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呈给陈垣先生，以助老师题跋之兴。

沈先生1947年逝世后，手卷从家中散出，半世纪后又在拍卖会上重现，启先生怎能不高兴呢。

启功先生解释这些学者的题跋，是他们针对王鸣盛的文章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而且后跋往往驳难前跋，反映了当时学者们生动的学术思想和开明的学术氛围。先生觉得，这种群言堂的学术精神值得后辈学习发扬，由此引发了先生买下这个手卷设法广为流布的强烈愿望。

启功先生看到的另一个手卷，是他青年时期的绘画导师吴镜汀先生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见到此图，启功先生倍感亲切。他说：“1932年我跟吴老师学画时，亲眼看见他作这幅画。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但这幅画完成装裱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所以今天能再见到它真是奇缘，倍感亲切。”启功先生还说：“吴老师长我九岁，当年他一边作画一边对我说:‘我正是在十八九岁的时候用功出成绩的，你应该在这个时候努力进取，打好基础。’老师的这话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启功先生说：“我买下这两个手卷，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纪念老师，是纪念品”。

不久，启功为了让这些墨宝公诸于世、永远流传下去，决定出资请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将这两个手卷影印出版了。

类似此事在启功身上还很多，比如，启功买旧拓《玄秘塔碑》就不是为了收藏。196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启功在琉璃厂的庆云堂见到一本旧拓《玄秘塔碑》，就买了回来。原帖是粘贴本，由于受过潮，有的地方已经发霉，他便亲自用手把拓本捂湿、再慢慢揭开，又花了几天时间把揭下的拓片重新粘贴在新的纸上，装订成册。然后题写书签，名为《柳公权书僧端甫塔铭》。原帖有缺失的字，他又找了《唐文粹》对照原文把字补上，校正过程中还对《唐文粹》的疑问之处做了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批注在贴上。

启功得到这本帖后经常临写，对临写的情况有所感慨则记录在贴上。1974年他在帖上注有：“余获此帖，临写最勤，十载以来已有十余本，平生学业无进，渐老自励，庶以补过。”1995年又补充记有“今距此册时已三十周岁，目力渐衰，小于此字，则需用眼镜矣，1995年9月7日临一本毕，余八十岁后所临第一通。”从上述记载看，启功所临《玄秘塔帖》至少有十一本，但现在家中一本临写的墨迹也没有，早已都被朋友索走，散落在收藏者的手中了。

启功对书画的鉴定，有两个方面是某些专家所不及的：一是他知识面广，他研究过书法史、绘画史，对古文字学、古典文学、训诂学、避讳学、目录学、考据学都有研究，又熟悉古代的典章制度、民俗礼仪等，遇到鉴定中的问题，他可以综合利用已掌握的信息，作出正确判断。二是他本人有书法和绘画的实践经验，熟悉驾驭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法，从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的角度去分析，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表别人不能发表的卓见，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