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祯非

从历时性的视野去观察油画在中国的历史，笔者以为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几个重要的节点。

第1个节点：从明朝开始陆陆续续不断有西方传教士把西方油画带入我国。清朝康熙年间郎世宁等洋画师被聘为清朝宫廷画师开始，并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其作为一种史迹，宣告来自“泰西”的油画艺术真正被中国人接受了。

起初,中国人看到西洋油画表现现实逼真画面觉得害怕，与真人一样，以假乱真，那种虚幻的真实，当时的中国人接受不了，尤其是有着暗部的脸，我们认为是阴阳脸，画出来不吉利，这有悖于我们的审美情趣及惯性；甚至，一些文人墨客群起而攻之，认为写实油画艳俗，“虽工亦匠”，根本无法以绘画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人文深层意境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人体油画，有违礼教之余，认为是一种物欲的满足，只对于人的眼睛的快感和娱乐。这源于东西方的民族性的文化差异，记得70年代初，我大概11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西方油画画册，惊叹之余感到恐慌和害怕，特别是哪些宗教题材的;如：耶稣受难和血腥的宗教战争场面。

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较前频繁，西方的宗教绘画和商业性绘画更多地进入中国，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较前显著。但真正掌握西方绘画技法的中国画家，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同治年间，欧洲传教士在上海土山湾设立孤儿院，向收养的孤儿传授各种技艺，其中的图画馆传授西方绘画技术。孤儿长大离院，也把油画技法带到社会。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文人政要到了欧洲各国，亲眼看到西欧画家的精心杰作。薛福成的《巴黎观油画记》被广为传诵，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国知识界通过他们优美的文辞，使国人初次了解到与中国传统绘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绘画。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 1928—1930年

第2个节点：20世纪20-4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国民政府大量外派留学生，去西方国家学习油画的人渐多，他们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和日本。较早去欧、美学画的有李毅士、冯钢百和吴法鼎等人，后又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周碧初、吕斯百、吴作人、唐一禾和吴大羽等。

中国留学生初到西欧时，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在画坛取得稳固地位，学院派古典主义虽有人支撑，但其影响已趋式微。在众多留学生中徐悲鸿和林风眠最具有代表性。他们代表着当时西方油画的两个方面。徐悲鸿把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写实技法、创作理念，以及把整个教学训练体系带回了国，对中国美术教育影响深远，并培养了一大批美术教育家。而林风眠把当时西方认知的纯艺术观念和当时西方盛行的当代绘画艺术带回了国，也是把中西绘画融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他影响到后来的像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等一大批艺坛大家。

徐悲鸿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美术学校学画，接受学院派绘画训练，他尊崇坚实的素描基础和严谨的油画造型技巧。林风眠20年代在法国巴黎美术学校学画，他既受过学院派绘画的薰陶，也吸收了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的艺术影响，因此很重视感情和个性的表现，追求东西方艺术精神的融合和平衡。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人放眼世界的时期，因而现代西方绘画在国人眼里的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尺度。

1929年由民国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期间，徐悲鸿、徐志摩及李毅士之间有一场“惑”之争论，这场著名的争论实际上涉及了其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绘画不同的价值立场，徐悲鸿曾贬斥印象主义、野兽主义某些画家的绘画,称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为“无耻之作”。徐志摩则起而为之辩护，力争这些新派画家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价值。从当时从事油画艺术的画家看，学习印象主义以后诸家的人数较多，学习古典油画的画家较少，真正掌握古典油画技巧的画家则更为罕见。抗日战争爆发后，油画家们以绘画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各种不同艺术见解的画家在这些活动中达到思想感情的一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体验了普通人民的悲欢离合。深入大后方和西北、西南边陲，使中国油画家的艺术出现了新的感情色彩，并为新的艺术突进积聚了力量。

董希文 《开国大典》 1954年

第3个节点：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个时期新中国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以及在国内办班，请苏联专家给我们上课，像“马克西莫夫训练班”培养了一批与当时中国政治形态相符的一批艺术家。主题创作，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走群众路线，老一辈的艺术家都经历过这一段。

从1949年开始，新、老油画家都有一个调整或改变原有的艺术面貌，以适应新时代的任务。通俗的写实手法，带有理想主义的新生活题材，成为油画创作的共同面貌。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罗工柳的《地道战》，是两个经历、修养不同的画家，为表现新的时代殊途同归而取得的成功，因此颇具代表性。

50年代，国家选派留学生分批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美术。同时，聘请苏联画家和罗马尼亚画家，分别在北京、杭州执教。全山石、肖峰、李天祥、郭绍纲、张华清、林岗等人都曾在苏联留学。冯法祀、王德威、秦征、高虹、何孔德、王流秋、于长拱、侯一民、靳尚谊、詹建俊等人曾在苏联画家任教的油画训练班进修。学习苏联绘画对中国现代油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0年代初,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油画创作得到恢复和发展。油画教学方面，由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3个工作室的开办,使油画教学充满生机，几年之内既出人才，又出作品，堪称建国以来前30年油画艺术的高峰。《毛主席在井冈山》(罗工柳)、《东渡黄河》(艾中信)、西藏及长征路线写生组画（董希文）、《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侯一民）、《决战前夕》（高虹）、《出击之前》（何孔德）、《狱中斗争》（林岗）、《宁死不屈》（全山石）、《英特那雄耐儿就一定要实现》（闻立鹏）、《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靳尚谊）、《狼牙山五壮士》(詹建俊)、《延河边上》（钟涵）、《三千里江山》（柳青）、《金色的季节》(朱乃正)）……从这些人们熟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知一种共有的特征，那就是高亢激越的英雄主义精神，汪洋恣肆的表现形式。50年代被忽视、甚至被误解的风景、静物，在60年代初也有一个短暂的繁盛。颜文梁、吕斯百、常书鸿、卫天霖、余本、李瑞年、吴冠中等画家都有佳作问世。

何多苓 《乌鸦是美丽的》 1988年作

第4个节点：20世纪80-90年代中期，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美术”当时影响很大，像高小华、罗中立、何多苓等一批中青年画家，打破了“红光亮”的人物形象，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现实生活和回顾历史。

中国油画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画家和观众对虚套、粉饰的反感，对民族和个人命运的思索，使油画创作的境界有了新的开拓。有些画家以深沉凝重的笔调，对当代生活作历史性的考察;有些画家则以诗人的眼光,表现美的心灵和美的意境。《1968年×月×日雪》（程丛林）、《不可磨灭的记忆》（杜键、高亚光、苏高礼）、《峥嵘岁月》（林岗、庞涛）、《红烛颂》（闻立鹏）、《蒋家王朝的覆灭》（陈逸飞、魏景山）、《高原的歌》（詹建俊）、《春华秋实》（朱乃正）、《塔吉克新娘》（勒尚谊）、《钢水、□水》（广廷渤）、《迎新娘》(鄂圭俊)……这些作品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老画家吴冠中、韦启美和中年画家罗尔纯、妥木斯、曹达立等人在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富有个性色彩的表现方法的探求上作出的成绩，显示油画家对绘画形式和个性特色的关心。《父亲》罗中立和《西藏组画》陈丹青的出现，从创作思想上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一个旧时期的终结。大批新起的青年画家，则完全以新的眼光观察生活和艺术。他们广泛吸收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和观念，进行大胆的艺术试验。长期存在于中国油画界的作品面貌单调、贫乏的弊病，正在得到矫正。从画家、作品及观众的关系来看,油画已经成为能够表现中国人的心理和感情,又能为中国人所充分理解的中国艺术了。

虽然文化的禁锢已经解除，但大部分画家的眼界与思维尚未完全打开，以领略当今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变化，因而缺乏真正的具代表性的作品。 但毕竟，中国的油画此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学习、蜕变，并不断地丰富。

80年代初由于大量西方文化的引进，因此掀起了“85思潮”，封闭了10多年的中国文化人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当时大有全盘西化的趋势，我那时候正在大学学美术，记得当时，不管是什么书都拿来读，有一本书读完了,才知道是本经济管理学的书，马斯诺写的《第三次浪潮》，讲的是西方的法制加上东方的人制构成完美的管理系统。应该说那时画画的人都把西方美术史匆匆地学了一遍。

从文艺复兴（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新古典主义（安格尔）—现实浪漫主义（德洛克洛瓦）—对光的科学认识出现了分离主义画派，即点彩派（修拉）—印象主义（莫奈、西斯莱等一大批画家）—后印象主义（凡高、高更等）—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对形体的重新认识，启迪了毕加索一些画家创立了立体主义画派—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启发了达利创造出超现实主义画派—不断完善的照像术对绘画的影响,形成了照像写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波洛克作画过程在电视上的播放催生了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杜尚提出生活就是艺术，到后来提出的艺术走到了尽头，艺术已经死亡，直至到反艺术的出现）。西方美术近百年的时间走完了“架上绘画”。

从80年代初-9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家用10多年的时间匆匆地走了一遍西方几百年的绘画历史。90年代中后期开始慢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画面貌。现在我们的头脑是清晰的，走自己的道路，取它山之石攻玉，借助西方丰厚的资源来完成我们中国人百年来的油画梦想。近十多年出现一批具有独立艺术思想的流派，如：泼皮艺术、新生代、新意像、卡通艺术等等。总之，都是学习西方油画的学习成果，这也标志着中国油画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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